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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维埃政权初期，存在过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，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“共妻制”。
顾名思义，该“制度”要求17至32岁的女性登记在册，成为“集体的共同财产”。
可面对如此荒谬状况，不但百姓敢怒不敢言，当局竟也差点选择“默许”。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不妨从头讲起。
“十月革命”刚结束，苏俄国内一片混乱，为局势稳定，当局收编了大量民间组织，其中包括一个名莫斯科无政府委员会的独立左翼反对派团体。
这个团体中有个名叫赫瓦托夫的男子，本身是个小布匹店的老板，获得了政府人员身份后，他公然假借“俄罗斯人民联盟”和“萨拉托夫省人民委员会”的名义，发布了一份名为《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》的公告。
令人感到羞耻的是，该公告呼吁女性“解放身体”，“保障工人阶级”的生理需求，号召广大妇女为革命事业积极“贡献”。
1918年3月中旬，赫瓦托夫在索克利尼基村租下一间废旧房屋，经过一番装修，分隔出5间房间，其中一间作为办公室，一间为值班室，另外三间则为“业务室”。
该房屋便是“公共爱情宫”，然而想要获得其中的服务，门槛并不算低。
首先，当地男性需先向自己所属工厂或相关部门开具“无产家庭证明”，且如果原配妻子符合“公共女性”的条件，必须接受“公有化”；
如若不然，其丈夫也无法获得资格。
在此基础上，男性可向爱情宫缴纳100卢布，或是捐出10%的收入，即可成为会员，每月可以享受“服务”三次，每次不得超过3小时。
赫瓦托夫向村民宣布，这项收费将用于公共事业资金，其中大部分将用于补贴接受公有化的妇女，每人可获得232卢布津贴。
可事实上，会员缴纳的每一笔会费，几乎都进了私人口袋，其中赫瓦托夫分得六成，三成用于贿赂当地政府官员，只有一成进入公共资金，这笔钱的大部分还用于“爱情宫”的木屋维护，他们对于“公有化妇女”的 承诺，基本沦为了空头支票。
根据后来缴获的账本显示：公共爱情宫设立的两个多月里，赫瓦托夫共收取赃款约2.
3万卢布，为230人提供了服务。
该事件最离谱之处在于，赫瓦托夫假借苏维埃中央和列宁的名义公然敛财，莫斯科并非对此毫不知情，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当局却采取了“默许”态度。
当年4月，官媒陆续收到一些举报信件，寄信者大多是当地妇女，其中有人控告不法分子强迫她的妹妹与陌生男性发生关系，每天都接待数人，已经精神失常。
据统计，短短一个月里，《莫斯科晚报》共收到17封类似信件，涉及女性29人，其中12人为已婚妇女，其中甚至还包括了7名未成年女孩。
或许是事情太过骇人听闻，当局第一反应认为是有反革命分子在编造谣言，妄图破坏群众根基，可后续派出的调查人员很快就证实了所谓的“公共爱情宫”确实存在，信中控告的一切均属实。
铁证如山，最高层的态度却相当玩味。
负责相关事务的高层领导李可夫表示，此案需进一步核实，禁止广大群众“以讹传讹”。
4月10日，索克利尼基村村民组织了一次大规模集体抗议活动，却被契卡下令强行驱散，理由是“扰乱社会秩序”。
总而言之，当局本着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心态，即便此案明摆着是极个别不法分子的个人行为，属于个人犯罪，与国家八竿子打不着，可高层依旧担心一旦事情曝光，苏维埃政权的光辉形象会遭到玷污，到时外国媒体口诛笔伐，民心动摇，会让本就严峻的内战局势变得更加岌岌可危。
最终，当局决定让地方“自行调查”，明摆着想要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。
好在民众的良知未能让这种状况发生。
1918年5月24日，一位名叫阿列克谢·伊万诺夫的红军战士在军营中自杀，遗书中坦言自己受到蒙蔽，认为所谓“公共爱情宫”是国家政策，接受了服务，自认玷污了信仰，以死谢罪。
另一方面，此案经《莫斯科晚报》刊文报道后，在群众中引发了激烈讨论。
1918年5月，索克利尼基村有个名叫格里戈利·彼得罗夫的工人偷偷潜入木屋，不但拍下大量照片，还找到了一叠“会员证”。
几天后，他在工人集会上公开了这些铁证，当即引发众怒，随后，200多名工人包围了村委员会，要求当局取缔“爱情宫”，严惩赫瓦托夫。
在军方和民众的巨大压力下，高层再也不敢坐视不管，当即下令彻查此案。
不久，契卡人员突袭了木屋，缴获了大量假借官方名义伪造的命令、账本等文件，在办公室里搜出数千卢布“会员费”，同时解放了11名被囚禁的“公有化妇女”。
这些年轻女子个个身体虚弱，身上布满暴力痕迹，悲惨遭遇可想而知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受害者们事后纷纷供述：她们之所以不敢反抗，是因为赫瓦托夫编的谎言太大了——后者声称“共妻制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“新道德”：女性不能再独属于一个男人，而是由整个劳动群体共享。
女人们压根不敢反抗，甚至都不敢把自己在木屋中的遭遇讲给自己的丈夫，生怕成为“反革命”。
另一位成为会员的苏军士兵坦言：赫瓦托夫声称 “共享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”，该项目得到了列宁同志的准许，是国家的“试点项目”，这才让他缴纳了会费。
就连跟赫瓦托夫有合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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